当新冠疫情如一场全球性风暴席卷而来，一个看似简单却意味深长的问题浮出水面：在疫情防控的语境下，澳门特别行政区，究竟应被视为“境外”还是“境内”？这绝非单纯的地理或法律概念辨析，而是一面棱镜，折射出“一国两制”框架下治理实践的特殊性、国家认同的复杂构建,以及危机时刻共同体边界的情感与制度重塑。

从法律与行政管理视角审视，澳门在疫情期间呈现出一种独特的“双重属性”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和《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》，澳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这确立了其主权意义上的“境内”本质，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，尤其是涉及人员流动、卫生检疫等事务时，澳门往往被置于“境外”的管控范畴，疫情期间，内地与澳门之间的往来，长期遵循着不同于内地省际流动的出入境管理、隔离观察和健康码互认机制，从澳门进入内地，通常需履行类似国际旅行的健康申报、核酸检测及隔离要求（依疫情形势动态调整），海关、边检的运作逻辑，也清晰地将澳门划入“跨境”流动的管理序列，这种“法律境内”与“管理境外”的并行状态，正是“一国两制”方针在具体操作中的生动体现——国家主权统一与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的微妙平衡。

进一步探究，这种“双重属性”在疫情期间被赋予了更为深刻的政治与社会意涵，疫情防控，本质上是一场对国家治理能力与共同体凝聚力的严峻考验，将澳门在操作上暂视为“境外”，是出于公共卫生安全的技术理性选择，旨在通过严格的边境管控阻断病毒传播链，中央政府与澳门特区政府紧密协调的抗疫合作，又无时无刻不在强化其“命运共同体”的“境内”联结，当内地疫苗、医疗物资驰援澳门，当珠澳联防联控机制高效运转，当澳门居民与内地同胞共克时艰的情感共鸣不断涌现，“境外”的技术边界在“境内”的情感与责任共同体面前逐渐模糊，这揭示了一个深层逻辑：在非常时期，共同体的边界并非固定不变的地理或法律线条，而是随着风险共担、资源互助和情感认同的强度而动态调整的弹性领域。

疫情如同一场压力测试，也激化了关于澳门身份认同的讨论，一些声音基于防控措施差异，强化了澳门“异域”的感知；而更多的事实，如国家层面的支持、澳门社会与内地的频繁互动及共情，则巩固了其作为国家一部分的归属感，这种张力恰恰反映了“一国两制”下认同构建的复杂性：它既承认并保障澳门社会独特的历史文化和发展路径，又致力于培育和增进对国家整体的认同，疫情期间，澳门社会表现出的对国家防疫政策的配合、对内地援手的感激，以及参与国家抗疫大局的自觉,都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一种兼具地方特色与国家情怀的复合型认同。

从更广阔的视野看，澳门在疫情期间的“境内外”问题，为我们理解全球化时代下的主权、治理与共同体提供了独特案例，它挑战了非黑即白的二元分类，展示了一种基于实践智慧、情境弹性的治理模式，这或许预示着，在日益互联互通又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，传统的、刚性的边界观念需要让位于更具弹性、功能性和包容性的连接与区分方式，澳门的故事说明，真正的共同体坚固性，不在于否认差异或模糊一切界限，而在于能否在承认差异甚至在某些层面维持管理界限的同时，于核心价值、根本利益与情感道义上构筑牢不可破的“境内”团结。

回答“疫情期间澳门属于境外还是境内”，简单的二选一显得苍白无力，更准确的理解是：澳门在疫情期间处于一种“制度性境外”与“共同体境内”的辩证统一之中，它提醒我们，身份与归属从来不是单一维度的定格，而是在动态的治理实践、情感互动与命运交织中持续被定义和强化的过程，疫情终将过去，但澳门这一特殊样本所揭示的，关于如何在多样性中维护统一、在差异中构建团结的深刻命题，将继续为“一国两制”的行稳致远与国家共同体的巩固发展,提供宝贵的启示。